合都文化：泽缘颖川千百世，派演江州亿万年
——唐代江州的陈氏家族（二）
陈国灿
由唐至宋，存在着许多大家族累世聚族而居的现象，据《宋史·孝义传》载：江州德安陈昉“家十三世同居，长幼七百口。”“许祚，江州德化人。八世同居，长幼七百八十一口。”“胡仲尧，洪州奉新人。累世聚居，至数百口。”“又有信州李琳十五世同居，贝州田祚、京兆惠从顺十世同居，庐州赵广、顺安军郑彦圭、信州俞隽八世同居。”对于这类累世同居的大家族，唐宋朝廷“皆赐诏旌表门闾”。目的在于表彰家族的内部治理，有利于地方秩序的稳定。本文谨就由唐至宋江州德安陈氏家族的发展作点探讨。
三、义门陈氏合族共居三百余年的原因
义门陈氏所以能够合族共居时间如此之长，有其外在的因素，即陈氏家族在唐代自汝南迁至德安，语言风俗有所不同，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条件下，家族内部生活能自成一体，与外界接触甚少，加之天宝安史之乱后，社会很不安定，战乱时时播及江州及邻近地区。如肃宗乾元二年（759）“襄州将康楚元、张嘉延据州作乱”，随后破荆州，荆南诸州官吏争潜窜山谷。上元元年（760），淮西节度副使刘展反，十二月其将“傅子昂屯南陵，将下江州，徇江西。于是屈突孝摽陷濠、楚州；王暅陷舒、和、滁、庐等州，所向无不摧靡，聚兵万人，骑三千，横行江淮间”。更为可怕的是，官府对百姓行劫夺的“白著”，“租庸使元载以江淮虽经兵荒，其民比诸道犹有赀产，乃按籍举八年租调之违负及逋逃者，计其大数而征之，择豪吏为县令而督之，不问负之有无，赀之高下，察民有粟帛者发徒围之，籍其所有而中分之，甚者什取八九，谓之白著”。故时人作歌谣：“上元官吏务剝削，江淮之人多白著。”面对战乱和官府的劫夺，陈氏家族只有紧紧团结在一起，才能有应对之策，才有力量抵御各种外来的侵扰和劫夺。
家族外部的另一个因素，就是唐宋朝廷对义门陈累世合族共居家风的肯定和旌表。封建统治阶级面临社会阶级矛盾激化，急于要依靠家族这一纽带来安定社稷，稳定民心，于是唐僖宗便在全国旌奖了一批“德义人家”。江州陈氏家族此时同族共居已逾一百五十余年，经黄巢动乱后，家族安然如故，也无人参与动乱，自然被选为“德义人家”的典型予以旌表，唐僖宗特御笔亲题“义门陈氏”，以为天下表率，同时赐楹联为“九重天上旌书贵，千古人间义字香”。到五代时，南唐主李昪于昇元元年（937）重新敕立“义门”，并“免其徭役”。北宋淳化四年（993）陈競入朝，太宗问其能义居的原因时，競答为“公则无私，无私方可义聚。”宋太宗深受感动，当即御书了“至公无私”四字以赐作门匾。至道二年（996）太宗在见到所上《义门陈氏家法三十三条》和《义门家范十二则》后，赞叹说：“天下有此人家，真良家也。”于是又赐御书“真良家”三字，次年（997）太宗又以飞白笔亲书“义居人”赐之，并赐楹联一副：“萃居三千口人间第一，合爨四百年天下无双。”历朝皇帝的旌表，既是对家族义居行为的表彰和肯定，也是维护家族义居传统的精神支柱，在朝野上下，形成了一种舆论取向，而义门陈氏家族，也只有定格于这种舆论取向之中。
义门陈氏，若出现危难，朝廷会及时伸出援手，淳化元年（990），家族己义聚二千余口，常年因乏食而向外贷粮二、三千石，宋太宗得知后，特诏年赐二千石粟，以“矜后人乏食之苦”，实际上是无息官贷。据至道二年（996）二月十九日《中书门下内侍裴愈牒》云：“蒙官府每年春首支借陈粟二千石，以供口食，待秋收之日，一斗只还一斗，阖门不胜感戴圣恩至极”。义门陈氏虽免徭役，但对国家租税还是交纳的，“逐年纳税钱九百贯，苗米二千七百余石，输纳江州”。至道二年二月，因内侍裴愈至江州赐御书之便，家长陈旭乞请二千七百余石苗米就德安县交纳，以免“往返山路四百里”辇运江州之劳，这一请求也得到了宋太宗的同意。景德三年（1006）家中有不肖卑幼，将庄田典卖与邻近豪民举债，利中翻利，填还不得，事被家长陈旭得悉，于是由陈延赏上表，乞请皇上追查，依敕断还。这是依托皇恩维护义门家风之一例。也正是由于唐宋各代皇帝的旌表嘉赏和朝廷的呵护，才使得义门得以维持到十五代三千余口不分家，能保持义门家风的一贯。正如嘉祐八年（1063）分庄家长在草拟的《分庄记》中所云：“迨旺公迁德安长乐里，至崇公持家有道，率下以礼，室无私财，厨无别爨，大小一心，合德同风；荷累朝之恩光，传义风于千古，共勉修齐之志，谁萌分析之心？”由于累朝恩光的照射，才能使义风流传于千古。
第三，更为重要的因素是，家族内部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章法制度。家族义聚之初，就有一套管理的秩序和章法，经过不断的调整、补充、完善，到唐大顺元年（890），当陈崇为御史大夫兼江州长史时，他将家族中长期行之有效的秩序和章法，加以整理形成为《义门陈氏家法三十三条》，家法三十三条是维护家族存在、生活、发展的具体纲领，它对于族内公有制度，共同劳动、平均分配，对衣食住行、婚丧嫁娶、生老病死，都有安排规定，要求全家人必须人人遵守。淳化元年（990），宋宣德郎守殿中丞知江州军兼管劝农工事康戬在向朝廷所上《贷粟疏》中说：“今春臣往管下德安县相度村落、墟市、酒坊税务课利，路经义门陈競家，自唐以来，家众义聚三千余口，舍宇可逾千间，且每日用粮三十余石，日渐粮缺。臣仔细问得缘由，众称其祖训世业耕读，向以家法不令弟侄外行谋财，恐伤义气，只重农桑，别无它资。”由此可见家族成员长期严守家法之规定和约束，不为外界之利财所惑。
由于以上诸内外因素，促成了江州义门陈氏家族以合族共居的体制，在历史上存在了三百三十多年。
四、合族共居型态的消失及研究的现实意义
义门陈氏家族发展到宋代，“开宝之末，计七百四十口。咸平三年（1000）增至千四百七十八口。”二十五年间，人口翻了一倍。然而，简陋的生产工具，传统的农耕技术，加上集体主义的劳作方式，却使粮食产量增长不多。宋太宗朝，家族乏食，经常出现寅食卯粮的现象，不得已，只有“每年春首却于宽剩之家借贷三千石方得接食秋成，至秋收日交还，因抽还本息数目，故粮供不周。”为此，朝廷特诏赐二千石粟用以救济。家族生存危机的出现，表明在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状态下，经济不可能有大的发展，其家族公有制也难以维持下去，这是义门陈合族共居必然要走向解体的根本原因。
另一方面，对封建国家而言，朝廷原来树立的“德义之家”，在立家以孝义为先的教化上，起过导向的作用，给安定社会、保护社稷，可能增加了些积极因素。然而，其投入成本则越来越大，对这几千口的家族成员，不仅长期免除其差役，甚至每年还要由官府无息贷粮二千石来维持。被旌表过的陈氏家族渐渐变成了封建国家的包袱，这也促使了朝廷用析户的办法，从根本上改变几千口聚居为一家的状态。
第三个方面，义门陈氏家族内部管理得井井有条，耕读立家，良田近千顷，蚕桑有蚕院、蚕房，都蚕院也是纺织作坊；财务出纳由库司专管；子弟教育有书屋、书院；成员有过失犯罪，家族内有刑杖厅处置；方方面面，均都自成一套系统，家长一呼，千口应诺。如此规模，也不能不引起朝廷的耽心，如果一旦生变，恐怕很难予以节制。为了消除潜在的危险，防患于未然，所以到宋仁宗最后的一年，即嘉祐七年（1062）七月，朝廷终于“下矜存保全之诏”，劝其分家，让分家后的各支，将义门的道德风范带向全国各地。
圣旨下达后，家族上下经过酝酿，并在官员们奉旨临门监析的状况下，于嘉祐八年（1062）三月，决定将三千九百余口的德安义门陈氏家族分为291庄，计分往江南各地110庄；往楚地者91庄；两直、川、浙、广、闽等地因官置产90庄。由此，义门陈氏分布于全国七十余州县。
江州义门陈氏家族，作为一种历史现象，虽然早已消失，但是今天开展对它的研究，仍具有现实意义。
首先，义门陈氏曾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，例如在陈崇为家长时，除立有《家法三十三条》外，还立了《义门家范十二则》，这既是对义门陈氏家风优良传统的归纳，也是做人的基本要求。所列十二则家范，其中的大部分内容，如敬祖宗、孝父母、和兄弟、严夫妇、训子孙、隆师儒、谨交游、睦邻里、均出入、戒游惰等方面，都是对为人处事、待人接物的行为道德规范，即使到今天，仍具有现实的教育作用。《家范》的第一条是“尊朝廷”，显然於今天已不适用，今天可以把它改为“爱祖国”。总的看，这种家范，仍值得今天的社区家庭借鉴、学习，值得社会主义今天的人们去继承、发扬。
其次，义门陈家是在封建社会内部推行的家族共产公有制度，就其内部生产关系而言，比之于封建剥削制度要优越得多，然而这种先进生产关系，却是建立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之上的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协调和矛盾，必然导致这种一大二公式家族公社的瓦解。一千年前的江州义门陈氏公社是如此，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民公社又何嘗不是如此？历史的现象，历史的经验，很值得我们去研究、去反思。
义门陈氏家族，在千年前析户分庄以后，分布到全国七十多个州县，后子孙繁衍，至今其后裔数千万，散布于海内外。明清后由闽渡海入台湾岛谋发展的陈姓子民不少，对义门陈氏家族及其谱系源流的深入研究，有助于他们的认祖归宗，从血缘世系上，明确自已不仅是中国人，而且是江州德安存在了三百余年的义门陈氏后代。
参阅文献：
《宋史》卷456《孝义列传·陈競传》。
《陈书》卷1《高祖本纪》。
《陈书》卷28《高宗二十九王传》，第371页。
《新唐书》卷200《儒学下：陈京传》。
《柳河东集》卷8《唐故秘书少监除公行状》。
《资治通鉴》卷221乾元二年八月条，中华书局，第7080页。
《资治通鉴》卷221上元元年十二月条，中华书局，第7101页。
《资治通鉴》卷222宝应元年建寅月条，中华书局，第7119页。